河口的耗氧有機物主要產生于人類活動，往往來自河流徑流、陸源排污、水上交通等途徑。孟偉等人 [7] 研究發現人為合成的有機化合物和石油制品通過污水排放或交通工具的泄漏是導致長江口海域 COD 含量嚴重超標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中 COD與三氮（NH 4 -N、NO 2 -N、NO 3 -N）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 0.584、0.667、0.735，而與石油烴則有一定正相關，但不顯著，表明 COD 與三氮的同源性，其主要來源仍以廣州市區與廣州海域沿岸城鎮的生活污水為主，海上交通帶來的 COD 所占比例很小（見表 1） 。COD 與 Chl-a 顯著相關，相關系數高達 0.832，一方面 COD 與三氮等營養鹽高度相關， COD 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珠江徑流帶來的營養鹽攝入量，較高的營養鹽，導致了藻類大量的繁殖，另一方面，藻類死亡腐爛降解時又釋放出大量的內源性 COD [20] ，這兩個過程相互作用，造成了COD 值的時空分布與 Chl-a 質量濃度呈現出一致性，韋蔓新等人 [9] 對北部灣的研究發現 COD 與 pH負相關,而與 Chla 顯著正相關，與本文研究較為一致。COD 與 DO 顯著負相關（r=-0.524） ，反映了有機污染物降解的耗氧作用明顯，與*內大遼河等河口地區情況類似 [8] 。COD 值與 PO 4 -P 和 SiO 3 -Si 相關性較低，則表明 PO 4 -P 和 SiO 3 -Si 攝入途徑與氮營養鹽不同。廣州海域其實為珠江入海過渡水域，其鹽度值除了在枯水期部分站位受咸潮上溯影響外，其余季節大部分水域為淡水，鹽度對 COD 的分布影響較小。

海水中 DO 的主要來源是大氣中氧的溶解，其次來自于海洋生物，尤其是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時所放出的氧。表 1 中，DO 值主要與溫度、pH、COD、石油烴、Chl-a、大腸菌群、鹽度等指標顯著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475、0.441、-0.524、-0.5、-0.543、-0.372、0.394。DO 與溫度明顯負相關, 符合水體中溶解氧與溫度分布呈反比例的一般規律（見表 1） 。DO 與 pH 顯著正相關，則反映了有機污染物氧化分解，消耗氧氣，并導致 pH 值下降的過程。DO 與石油烴明顯負相關，可能與石油烴降解耗氧及石油烴污染易在水面形成油膜，影響水-氣界面氧氣交換的作用有關。盡管亞熱帶河口海區由于受溫度、光照、及高營養鹽含量等因素影響，往往具有較高的初級生產力（高 Chl-a值） ，浮游植物在光合作用中釋放出大量氧氣，但營養鹽水平較高的海區，其耗氧污染物負荷也較高，污染物降解耗氧速度遠大于生物作用生成氧氣的速度， 這也是 DO 與 Chl-a 呈現負相關的主要原因。大腸菌群指標常用來表征微生物降解有機物能力，有機污染程度越高，大腸菌群則越高，這也解釋了 DO 與大腸菌群顯著負相關的主要原因 [21] 。DO 與鹽度顯著正相關，主要為鹽度越高，則越靠近外海，其污染負荷越小，而 DO 含量則越高。

水體中耗氧污染物除了有機污染物（如有機碳、有機氮，有機磷等）外，還有如 NH 4 -N，NO 2 -N等有機氮降解產物，而氨氮耗氧能力是含碳有機物的 4 倍，羅家海 [22] 在珠江廣州河段研究中發現，部分站位氨氮含量較高，氨氮成為耗氧的主要物質，導致河水變黑變臭。本研究中，DO 與 COD 相關性高于氨氮， 可能是珠江廣州段中氨氮由于硝化過程,在廣州海域無機氮中所占比例較低，盡管氨氮仍消耗部分氧氣,但以有機耗氧為主， 這也解釋了 DO 與NH 4 -N 在三氮中相關性較高的原因。此外，林以安等人 [23] 的研究認為，珠江口海域總氮以可溶無機氮為主，有機氮所占含量較低，而總磷中以懸浮顆粒磷為主，因此這兩類有機物對 DO 影響有限，可推斷珠江口耗氧可能以有機碳為主，而有機碳經生化降解，生成 CO 2 和 H 2 O，CO 2 如不能被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完全利用，在 pH 較高的條件下，則會重新回到大氣中，當然其過程相當復雜，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但表明了研究河口海區 COD 與 DO 分布，對于研究全球碳循環也有一定意義。